日本是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。截至2024年,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接近30%,而新生儿数量连续多年跌破纪录,2023年出生的婴儿只有70多万。人口持续减少,已经成为摆在日本政府面前最头疼的难题之一。为了应对这场“人口危机”,日本几十年来推出了一系列人口政策,效果有喜有忧。
先看看问题的严重程度。日本的总和生育率长期维持在1.2到1.4之间,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2.1。也就是说,平均每对日本夫妻只生一到两个孩子,人口自然就一代比一代少。与此同时,日本人的平均寿命位居世界前列,女性接近88岁,男性超过81岁。老人越来越多,年轻人越来越少,直接带来两个后果:一是劳动力短缺,企业招不到人;二是社会保障压力巨大,养老金和医疗支出年年攀升,交钱的人少了,领钱的人多了,账越来越难算。
日本的少子化对策起步其实不晚。上世纪90年代,政府就意识到出生率下滑的苗头,1994年推出了“天使计划”,核心是扩充保育所、减轻家庭育儿负担。之后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,比如完善育児休假制度,鼓励父亲也参与育儿,推行“工作与家庭兼顾”的理念。进入2000年代,政府还设立了“少子化对策担当大臣”这个专门职位,2003年通过了两部重要法律,要求企业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支援育儿的责任。
不过,这些政策投入了不少资金,效果却不理想。出生率并没有明显回升,原因在于政策大多停留在增加保育设施、发放补贴的层面,没有触动日本职场文化的根本问题:加班严重、调动频繁、女性婚后难以重返职场。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结婚生子,而是工作和生活的时间被挤压得没有余地。
2023年,日本政府把应对少子化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,岸田内阁称之为“不 visible 的奇迹也非不可能”级别的国家工程,并成立了儿童家庭厅,把原来分散在各个部门的儿童相关事务统一起来管理。财政投入也大幅加码:从2024财年起,日本计划每年追加约3.6万亿日元的儿童相关预算,资金来源包括社保费用精简、贡献金以及发行国债。
具体措施包括:扩大儿童补贴范围,取消收入限制,并把补贴对象从初中生延长到高中生;增加保育所数量,缓解“待机儿童”(排队等不到托位的孩子)问题;提高育儿休假期间的补贴比例,鼓励男性休产假,目标是把男性育儿休假率提升到50%以上;推动企业缩短工时、限制加班,让年轻人有时间谈恋爱、结婚、带孩子。
除了鼓励本国人生育,日本也在缓慢打开国门。2019年,日本正式实施“特定技能”签证制度,允许外国劳动者进入护理、建筑、餐饮、农业等严重缺人的行业工作。护理、餐饮等部分行业还开放了带家属长期定居的“特定技能2号”签证。截至2024年,在日外国人数量已突破340万,创历史新高。对一向以移民政策保守著称的日本来说,这已经算是相当大的转变。不过,语言障碍、文化融入、社会接纳度等问题,仍然是外国人才政策推进路上的拦路虎。
人口减少在偏远地区尤其致命,不少村庄面临“消滅可能性”的威胁。为此,中央政府推动“地方创生”战略,各地也各显神通:有的给搬去农村的家庭发放最高上百万日元的移居补贴,有的推出育儿家庭购房优惠,有的利用远程办公吸引城市年轻人“边工作边下乡”。但现实是,年轻人依然源源不断涌向东京圈,地方的人口流失短期内难以扭转。
客观地说,日本的人口政策并非毫无成效。保育所数量明显增加,“待机儿童”大幅减少;女性就业率持续上升;男性参与育儿的比例也在慢慢提高。但生育率这个最核心的指标,始终没有起色。根本原因在于,婚姻和生育的决定,受经济压力、职场文化、住房成本、教育费用等综合因素影响,光靠补贴很难扭转年轻人的选择。
日本的经验给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国家提了个醒:应对少子老龄化,砸钱是必要的,但光砸钱远远不够,必须从职场制度、性别平等、社会保障等深层次入手,而且要趁人口结构还没彻底恶化之前尽早行动。人口问题是一个慢变量,等危机全面爆发再补救,代价会大得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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