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,很多人会想到科举制、三省六部制,但有一个概念虽然冷门,却深刻影响了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四个王朝的命运,那就是关中本位政策。这个概念最早由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出,用来解释北朝后期到隋唐之际的政治格局。简单说,就是把关中地区作为政权的根基,所有制度建设、权力分配都围绕关中展开,让国家像一个以关中为核心的利益共同体。
故事要从南北朝时期的西魏说起。公元534年前后,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。东魏掌握着中原最富庶的河北、山东地区,人口多、粮食足、兵源广,高欢手里的资源明显占优势。而宇文泰控制的西魏,只占着关中平原和部分陇右地区,地盘小、人口少、经济落后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先天条件差了一大截。
更要命的是,宇文泰手下的军队成分很复杂。一部分是从关东带来的鲜卑人,一部分是关中当地的汉人豪强武装,还有贺拔岳留下的旧部。这帮人出身不同、习俗不同,如果整合不好,西魏随时可能散伙。宇文泰很清楚,硬拼实力拼不过东魏,必须想办法把手里这摊人马拧成一股绳,让所有人都觉得为西魏卖命就是为自己捞好处。关中本位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逼出来的。
宇文泰的做法概括起来就是给关中抬地位、给部下系利益。首先是文化认同的包装。西魏官方把关中说成是周朝故地,是天下正统所在,朝廷官制仿照《周礼》来设计,营造出西魏继承了华夏正宗的气氛。既然关中是天下的中心,那么定都关中、立足关中自然名正言顺。
其次是给功臣改籍贯、改姓。很多从关东过来的将领,被赐予鲜卑姓或者改为关中郡望,比如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坚家族、李渊家族,都被纳入关中的身份体系里。这样一来,不管你祖上是山东人还是塞北人,到了西魏就都是关中人,大家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。
第三是创建府兵制。军队不单独养,而是让将领带着兵,平时种地、战时出征,兵农合一。府兵的核心力量就是关中当地的豪强部曲,朝廷把这些地方武装编进国家军系统,将领们既得了实利,又绑在了西魏的战车上。军队利益和关中政权深度绑定,打仗自然卖力。
陈寅恪先生敏锐地看出,这套政策的副产品是一个特殊群体,关陇集团。这是个胡汉混血的军事贵族集团,成员包括宇文泰麾下的八柱国、十二大将军等家族,代表人物有独孤信、杨坚的父亲杨忠、李渊的祖父李虎等。这些家族之间世代通婚,你中有我我中有你。比如独孤信一个人,女儿分别嫁给了北周的皇室、杨坚和另一个权贵家庭, 杨坚的皇后独孤伽罗就是他女儿。
这个集团有多厉害?看一组事实就明白:北周皇室宇文家出自关陇集团,隋朝开国皇帝杨坚出自关陇集团,唐朝开国皇帝李渊也出自关陇集团。杨坚和李渊还是姨表兄弟关系。可以说,从六世纪中期到七世纪中期,中国的最高权力基本就在这个圈子内部流转。关中本位政策不但稳住了西魏,还成了改朝换代的孵化器。
再好的政策也经不起时代变化。隋朝统一全国后,经济重心开始向东部转移,江南和山东越来越富庶,只靠关中养活一个统一王朝越来越吃力。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、开凿大运河,本质上就是在摆脱对关中的单一依赖。唐朝前期皇帝还经常去洛阳就食,就是因为关中粮食不够吃。
到了武则天时期,情况发生根本变化。武则天大力打击关陇旧贵族,长期驻在洛阳,重用科举出身的山东、江南寒门士人,关陇集团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科举制推广之后,靠门第和地域抱团的贵族政治让位于官僚选拔,关中本位政策失去了存在的土壤。安史之乱后,经济重心进一步南移,关中彻底丧失了独占核心的地位。
关中本位政策本质上是一场成功的危机应对。宇文泰在弱势局面下,没有硬碰硬,而是通过构建身份认同、共享利益、绑定军事力量,把一盘散沙的队伍凝聚成强大政治集团,硬是以弱胜强,后来居上吞掉了东魏的后继者北齐。它告诉我们,一个政权的强盛不在于资源多少,而在于能不能把资源组织起来,让所有核心成员都能从政权存续中获益。
同时它的衰落也说明,任何基于特定地域和特定群体的制度,一旦外部环境改变,比如经济重心转移、社会结构变化,就必须主动转型,否则就会被新的秩序取代。读懂关中本位政策,不仅是读懂一段北朝隋唐史,更是读懂一个政权如何起家、如何鼎盛、又如何转型的完整样本。
全国服务热线